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据路透社等外媒报道，该法案取消了数十项绿色能源激励措施，清洁能源税收优惠被大幅度削减，同时传统能源获得明显政策倾斜。今年以来，从退出《巴黎协定》，到拟取消大量应对气候变化的联邦资金投入，再到“重锤”清洁能源产业，美国能源转型之路屡挂“倒挡”，相关举措在国内外引发争议。
清洁能源“遇冷”，传统能源迎“暖风”
根据“大而美”法案条款规定，多项新能源汽车相关税收抵免被终止，包括新车最高7500美元、二手车最高4000美元以及商用车最高4万美元的购置税收抵免，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税收优惠也被取消。法案同时终止了新建节能住宅、节能家居改造、家用可再生能源设备(如太阳能板)等多项清洁能源税收抵免，清洁氢气生产抵免也被取消。此外，风能和太阳能的投资与生产税收减免将在2027年后被全面取消。
清洁能源产业“遇冷”，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则迎来政策“暖风”。“大而美”法案通过简化产量混合及钻探审批流程、降低最低特许权使用费率等多种方式，为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提供便利与成本优惠；同时，法案还采取多种方式为煤炭开发“松绑”，比如要求内政部加快租赁审批速度、增加可租赁煤炭资源面积等。此外，法案撤销了对未达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标准车企的罚款。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通用、福特等传统车企生产燃油车的成本压力骤减，电动化转型节奏可能放缓。
自特朗普政府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上不断遭遇政策“逆风”。今年1月，特朗普就任总统首日即签署多项行政令，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还要求暂停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项目所有相关审批工作。4月，美国总统行政令指示，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终止针对煤炭行业的歧视性政策。5月，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正在起草一份旨在取消对美国境内燃煤和燃气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方案。
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5月向国会提交2026财年预算案，提议大幅削减联邦环境、可再生能源等开支，总计削减规模超1600亿美元，并鼓励美国各州减少对气候和绿色能源项目的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袁征分析，当前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呈现几个倾向：一是重点扶持传统油气资源、扩大传统能源出口，极力维持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的地位；二是废除上届政府“绿色新政”，取消对化石能源的一些限制，暂停或削减对清洁能源行业的联邦支持；三是放松环境监管、降低环保标准，以降低生产成本。
相关政策的制定，受多重因素影响
数据显示，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所提供的清洁能源产业激励措施，迄今已促成至少3210亿美元的私人能源及制造业投资，推动太阳能、风能与电池产业在美爆发式增长。
近日，美国能源部长、石油大亨克里斯.赖特在白宫官网上刊文，阐释“大而美”法案的用意。他指出，该法案旨在清除上届政府“不仅损害电力市场、更扰乱整体能源市场的补贴与扭曲政策”，进而“释放企业活力，打造出无需补贴且切实可行的各类能源产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崔守军分析，当前美国能源政策制定受多重因素影响：一是利益集团驱动。传统化石能源集团是特朗普政府选票与政治献金的重要来源，政策需回应其诉求；二是党派政治分歧。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能源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对立，共和党认为传统化石能源能够拉动经济和就业、提高能源独立性，同时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漠视态度，不愿过多承担义务；三是大国竞争思维。当前美国在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与中国存在竞争差距，在关键矿产等方面也存在博弈。为了减少相关设备进口、降低供应链依赖，美国本届政府将核能作为能源转型的核心，认为本国在该领域有技术基础和比较优势。
今年5月，特朗普签署了4项与核能相关的行政命令，包括加速反应堆测试，允许能源部和国防部在联邦土地上建造核反应堆，全面改革核管理委员会(NRC)，并推动美国铀矿开采与浓缩能力提升。《卫报》认为，相关举措将被用于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其他新兴行业的电力需求，被视为美国推动“核能复兴”的努力。
有分析认为，尽管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为核能行业提供一定助力，但新建核电站仍面临成本高昂、工期漫长等问题。同时，尽管“大而美”法案保留了核能、地热能的部分税收优惠，但附加了限制条款，使得这些优惠很难实际落地。
袁征认为，特朗普政府大力扶持传统化石能源，除兑现竞选承诺、巩固自身政治基础外，还有多方面考虑：一是视石油、天然气为地缘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的来源之一，是减少对外能源依赖、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二是认为传统化石能源的低成本和稳定供应，为制造业发展奠定基础，契合了复兴制造业的诉求；三是有意通过增加油气产量，降低油气价格，来压低国内通胀水平。
拖慢能源转型步伐，加剧政治内耗与撕裂
《巴黎协定》反复退群、入群再退群，从《通胀削减法案》到“大而美”法案，从鼓励清洁能源发展到扶持传统化石能源产业……近年来，美国能源政策犹如“钟摆”震荡，引发诸多批评声音。
美国学者劳伦斯.格里指出，美国几乎每隔两年都通过能源相关法案，但这些法案通常零散，缺乏综合性和长久性。另外，美国能源政策始终受到多个利益攸关方、政治影响力、自相矛盾的政策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政策目标和实际效果总存在较大差距。党争和政府换届也使得美国难以维持稳定的能源政策。
有分析指出，“大而美”法案在大幅增加美国赤字和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受到限制，这将拖累美国能源转型步伐，无异于将环境治理的重担转嫁给了未来。
据能源企业联盟E2最新调查报告，受贸易政策不断变化、绿色激励措施削减等因素影响，美国今年以来清洁能源新投资承诺出现断崖式下跌，一季度撤资规模达79亿美元。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指出，受政策摇摆影响，未来5年美国风电装机容量预期被大幅下调40%，从7580万千瓦锐减至4500万千瓦。
据美国《新闻周刊》近日报道，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大而美”法案或危及全美多达4500个清洁能源项目，威胁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并迫使美国家庭在未来5年内，每年额外承担数十亿美元的能源开支。
“在能源问题上，美国两党相互制衡，分歧巨大，往往导致核心政策被反复推翻、修改，凸显美国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现象。”崔守军指出，美国政府当前的能源政策不仅会打击本国清洁能源产业竞争力，也将拖慢全球能源转型步伐。同时，两党在能源议题上的长期对立，也将继续加剧政治内耗与社会撕裂。
“近年来，美国能源政策经历数次‘钟摆’，体现美国政治的多个特点：长周期战略规划的脆弱性；公共决策效能低下；政治极化与党派之争加剧，身份政治愈加突出；利益集团渗透党派政治，为自身谋取利益。”袁征认为，美国能源政策摇摆反复，从国内层面看不仅造成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得企业无所适从，打击投资清洁能源产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大了美国能源政策转型难度。从国际层面看将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同时也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及投资吸引力，使得清洁技术及产业链加速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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